电话中，克劳斯·施拉普纳给记者指路说：“你看到那栋门前插着中国国旗的房子，就是我家。”

在位于德国黑森州本斯海姆郊外的家中，年逾八十的施拉普纳近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精神矍铄，声如洪钟，聊起中国足球，兴味盎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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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中国男足国家队正式聘请的首位外籍教练，施拉普纳回忆起在中国的很多往事，仍可精确地说出年、月、日。

1984年，他率领德国曼海姆足球队来华参加长城杯；1987年，他执教古广明效力的德乙球队达姆施塔特。1992年，中国足协向他发出邀请，同年他正式成为中国男足主教练。

“好奇心驱使我来到中国，我想了解这个国家更多事情，尽管我有机会去其他熟悉的国家或俱乐部。”施拉普纳说，“我也想在离开这个国家时，留下一些积极的影响。”

“我的有些做法得到认可，有的在当时不被理解。”施拉普纳说，“比如在热身赛中，为了提高强度、打磨作风，我让球队9打11，锻炼以少打多。有些人认为我故意羞辱对手。”

1992年亚洲杯上，中国队半决赛负于日本队，最终获得第三名。施拉普纳名声大噪，甚至出现在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，“拍卖施大爷头发”的梗被用到了牛群和冯巩的相声里。

1993年，中国队负于也门和伊拉克队，未能拿到1994年世界杯出线权。1994年，施拉普纳正式卸任。1997年，他曾在当时的甲A球队前卫寰岛短暂执教，战绩不佳，早早下课。此后，施拉普纳为杨晨、谢晖等多名中国球员赴德国俱乐部“留洋”牵线搭桥，也为中国教练到德国进修学习介绍出力。

“起初杨晨来到曼海姆训练，一次友谊赛上，法兰克福俱乐部工作人员注意到他。杨晨后来试训成功，在法兰克福闯出一片天地。谢晖加盟亚琛，后来去了菲尔特，他会说德语和英语。这说明中国球员有实力在欧洲立足。”施拉普纳说。

“国足如果在1992年队伍基础上继续发展，一定是亚洲顶级水平，也可以在国际足坛占据一席之地。”施拉普纳说，“我愿意为中国足球出力献策，包括女足和青少年。”

中国队参加了2002年世界杯，尽管很多球迷认为那是国足迄今实力最强的一届阵容，但施拉普纳认为，那时中国足球的基础工作仍然落后。

当记者问到，与其他执教中国队的外籍教练相比，自己有什么不同时，施拉普纳说：“我们去中国的原因不同，历史任务不一样，我更关注中国足球的基础工作。”

“我和夫人经常去中小学了解足球训练和教育。校园足球涉及面广，青少年联赛需要专业的人踏实做事。父母要鼓励孩子们付出更多努力，不要害怕踢球增加学业负担，这两者是统一的。”他说。

施拉普纳认为自己对中国足球的贡献不在于取得怎样的成绩和结果，而是将关注点放在足球人才的教育上。

“我为中国带来并展示了国际足球的面貌，给中国同行提供建议，考虑更多的是整体和长远发展。”施拉普纳说，“中国同行有问题我们随时交谈，包括职业俱乐部运营等等，那时这在中国是崭新的事物。”

多年来，施拉普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足球基础工作，比如是否有了成熟的业余联赛，足球在校园里的开展情况等。在他看来，中国足球走过的弯路之一是过于聚焦赚钱分钱，忽视基层工作。

“我参与过中国一些校园足球项目，做过报告和讲座，编辑手册、书籍等。我们要建立并完善校园联赛体系。我指的不是打巡回赛，而是日常有规律的训练和教学比赛。年轻球员要有理想抱负，学会自律，每天检视自己的生活。”

施拉普纳反复强调，任何行业都要先有成绩，再谈酬劳。“球员要有强烈的国家荣誉感，要有爱国主义精神。中国足球不必请那些只为了金钱才来踢球的外籍球员。很多中国同行多年来一直和我保持联系，我们乐于回忆多年前一起在艰苦条件下工作的往事。”

施拉普纳曾给中国多个足球机构写信表达“中国人能踢好球，但需要用正确的发展方法”的意思。“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出成功的足球，但必须要逐步做起，由小做大。年轻球员要得到良好教育，从前辈那里汲取经验。”

“中国是体育大国，但需要结构性改进。比如打造一个足球标杆城市，然后将有价值的经验复制到其他地方，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一行业，基础就夯实了。”

谈起中德体育交往，施拉普纳认为，中德建交50年来，两国增进友谊、积极协作，在乒乓球、足球等领域成果丰硕。

施拉普纳说：“两国体育人士要常交流，德国人要近距离观察中国，和中国人交朋友，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，会有新收获。双方在足球领域的合作，一定要着眼长远，而不只是追求短期利益。”

施拉普纳坦言，很多德国人不了解中国。“我告诉他们，我在1992年就拿到中国驾照，和太太旅行，看长城，听京剧，为中国友人烹饪德餐，他们给我们做中餐。我在中国的生活非常愉快，很多中国朋友对这段时光也记忆犹新。”

他拿出一封厦门球迷近期寄来的信，说道：“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仍能收到来自中国球迷的问候，我要给他回信。”